例子；而后者才是诗歌的真正本性：表达特殊而无须考虑或参照一般。谁把握住活生生的特殊，谁就把握住一般，而无须意识到后者，或只是在以后才开始意识到后者。”本雅明分析说，歌德的意思是，讽喻不值得注意。叔本华发挥了歌德的思想，认为，讽喻仅仅是“概念的表达”，而象征才是“理念的表达”。总之，把象征与讽喻对立起来，把象征当作艺术，把讽喻当作技巧，贬低讽喻，这是唯心主义（idealism）美学的特征。

本雅明认为：“讽喻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玩耍的图解技巧，而是一种表达方式。”他也反对把讽喻简单地当作巴罗克的“主要风格”(26)。他指出，讽喻形式渗透着历史和哲学。因此，需要确定讽喻的哲学基础和历史性质。

关于讽喻的哲学基础，本雅明从分析克劳伊泽尔（Ge 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德国古典学者）的《希腊等古代民族的象征和神话》中的有关论述入手。克劳伊泽尔区分了两种象征：神圣象征和造型象征（即讽喻）。前者把形式美和存在的最高实现结合起来，是理念的化身，后者只能表现某一个概念。概念下降到我们的物质世界。克劳伊泽尔强调，象征是瞬间的整体，而讽喻则是一系列瞬间。讽喻缺乏那种瞬间性。时间的尺度表明了象征与讽喻的差异。象征经验是神秘的瞬间，在这瞬间，象征把意义变成自己的内涵。而讽喻正体现了人类语言的一种矛盾。语言是人为的符号，它处于象形存在和意义之间的深渊。它不能抓住它想抓住的东西，即不能在瞬间把握整体。本雅明认为，这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把时间范畴的引进符号学，乃是这些思想家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