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力乱神”的命门，更有意味的是：这话也映射出儒学内部之紧张所在。一方面，“神道设教”有族群自我教化的功能；自汉代董仲舒以来，赋予天道与人事以互相感应之功能，史称“天人感应”，并演绎为不仅教化天下，也同时制约皇权的超验维度；但另一方面，“神道设教”也有了让谋略家们以此为方法，敢于挑战神祇的性质，终于令谶纬流行，淫祀蜂起，迷乱之信胜过正大之信。“怪力乱神”的局面下，天道神意与权谋造作混同难辨，真实敬畏与工具理性纠缠不清，政治治理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这样，就让中原文明在丰富中呈现为昏妄，在清明正大之主流中支离出浑浊芜杂之一脉，神圣，从此不断面临亵渎与流失；道德，从此不断面临蚀毁与危机。

孙奭一言，不啻癫狂之际的棒喝，但真宗已经被王钦若蛊惑得不能自已。

孙奭的意见已经不能纠正这位受过圣贤教育的真宗赵恒，皇上在清醒中继续推演疯癫。

主张“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的孙奭，对民生看得极重，“祀汾阴”那年，恰恰赶上“岁旱”，京师附近的郡县粮价开始上涨，冬天的时候还打了一个炸雷，孙奭坐不住了，在家中拟定好一篇措辞尖锐的奏疏，递了上去。

奏疏大意是说“祀汾阴”之事有十个理由不可施行，约略为：一、先王在祭祀征战后，要有五年的修德时间，现在东封才毕，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二、“汾阴后土神”这事，经书不载；汉武帝不过是在封禅泰山之前做热身，所以“优游其事”，但最后还是以东封终结。现在皇上已经东封，所以不适合去西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