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s,h!u·b`x!s`.?c.o-m?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q?i~s`h-e+n′p,a￠c!k^.-c¨o.m?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咸.鱼\看\书\ `更￠歆+罪?全+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五○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一百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在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神圣，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与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