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3+叭?墈\书·蛧/ ^最￠芯?彰-结~哽\薪`筷,

1998年8月16日　一稿于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于纽约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于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于圣地亚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于上海

增订本后记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增订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秒-彰′劫`小¨税,蛧` ¨勉′费_粤^黩¨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优′品¨晓?税_惘` \已^发\布¨嶵?欣~漳\截`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吗，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