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事件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如说是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展开本身隐含着众多的不明因素，“9·11”事件的影响使人们较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因而也向世界敲响了警钟。从这个角度，如果说“9·11”事件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那就是它迫使人类更多地思考世界发展的方向，以期尽可能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最近提出“社会世界”的概念，呼吁将调节机制和导向系统引进世界经济领域，自由的世界经济必须辅以“文明政治”的法理规范，人类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乃至文明本身的负面效应，充分认识生态危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针对“9·11”恐怖事件所提出的挑战，莫兰大声疾呼：人类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日益互相依赖的处境，树立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用文明的、法治的、和平的、平等的“社会世界”取代单向的、经济的、技术的“经济世界”，人类才能最后拯救自己。

此外，全球化造成的文化紧张并非仅仅局限于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如果说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引的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伊斯兰文化认同危机的极端表现的话，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的信奉者们所表达出来的也未必不是西方文明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文化焦虑。上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提出了西方衰落的警告，今天美国右翼政治家布坎南（P. Buchanan）有关白人文化凋零，甚至西方死亡的哀叹，包括亨廷顿本人对白人人口相对有色人种数目比例下降的担忧无疑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