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浅薄的道德化”——的一个突破。

本雅明认为，超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含义实际上是“革命的虚无主义”。在分析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意义时，本雅明肯定其批评和破坏作用：“自巴枯宁以后，欧洲缺乏一种激进的自由观念。超现实主义者有了这种观念。他们最先提出要消灭僵化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理想。”但是，他也批评超现实主义的“一系列有害的浪漫主义偏见”。首先是无政府主义倾向。他指出，在每一革命行动之中都有一种狂热因素。这种因素是无政府主义的。如果完全以狂热态度来对待革命，就不能有所前进。因此，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必须跨越单纯的破坏，必须“把这种自由体验同其他的我们必须承认的革命经验（这种革命经验是我们已经具有的，是革命的建设和独裁方面的经验）衔接起来”(19)。其次是在想象未来社会民主社会时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浅薄乐观主义。本雅明担心在这种浅薄乐观主义的影响下，超现实主义可能滑向审美自娱，退缩到个人的梦幻世界里。

本雅明充分肯定和鼓励超现实主义中的悲观主义倾向。所谓悲观主义是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否定：“对文学命运的怀疑，对自由命运的怀疑，对欧洲人性的怀疑，对一切调和（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三重怀疑。”他认为，在这方面，“超现实主义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共产主义的回答。而这就意味着悲观主义是完全正确的。绝对如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