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本雅明写成了重要评论《超现实主义》。·5′2\0?k_s-w?._c!o.m^这篇文章可以看做《巴黎拱廊研究》的一个前奏，但它本身也是关于超现实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文献。与当时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包括在苏联定居的卢卡奇）不同，本雅明不是把超现实主义看做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是看做知识分子向左转的一种倾向，充分肯定超现实主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本雅明看来，法国的评论家仅仅限于考证超现实主义的“真正起源”史实，并且把超现实主义看做一股微不足道的文学潮流。因此他们没有认识到超现实主义的真正意义。本雅明则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分子危机”、“人道主义自由观念危机”中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这一运动绝不能按其表面看做一场艺术或诗歌运动。超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在缩小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在改造艺术观念，因为“这个小圈子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示威、口号、公文、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反正不是文学”(14)。_x￠i\a·o_s/h_u/o?g*u.a′i`.!n~e`t\如果说开始时它是一场文学艺术运动，那是因为正如布勒东所宣布的，其目的是要打破一种实践，那种实践向公众展现的是某种生存形式的文学蒸发物，同时又维护这种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不仅扩大艺术的边界，而且要实行一种新的艺术实践，即用梦幻体验来改造日常生活。

本雅明指出，超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的是体验（经验），尤其是陶醉体验，但是“这些体验绝不限于睡梦以及吸大麻或抽鸦片的时刻。如果认为在‘超现实主义体验’中我们只能看到宗教迷狂状态或吸毒迷狂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15)。他认为超现实主义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是克服宗教启迪，获得“世俗启迪，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启迪”。

本雅明认为，超现实主义借以获得世俗启迪的陶醉体验主要在几个方面。

首先，超现实主义打破贵族和资产阶级所追求的隐私权：“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绝对是一种革命特征。这也是一种陶醉，一种道德表现癖，是我们极其需要的。-墈?书^君/ !庚~新.最*快?”(16)

其次，超现实主义把爱情看做获得世俗启迪的一种体验。所有新派诗人都有一个神秘的爱恋对象。这种爱情所赋予或维持的不是感官愉悦，而是一种启迪。爱情是导向革命的神秘纽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超现实主义在对过时物体的体验中感受到革命能量：“他们是最早在‘过时的东西’中，在第一个钢架建筑、第一个工厂厂房、最早的照片、即将灭绝的物品、大钢琴、5年前的衣服、当年时髦而现在落伍的饭店等等中感受到革命能量的。关于这些东西与革命的关系，谁也没有比这些作家更准确的观念。在这些能够看到幻象的人面前，没有人能够想象贫乏——不仅是社会贫乏，而且是建筑学贫乏，室内的贫乏，过去奴役着而且现在依然奴役着物体——是如何能够突然转变为革命虚无主义。阿拉贡的《歌剧院拱廊》（Passage de I'Opera）自不待言。布勒东与娜佳是一对情侣。他们把我们在凄凉的火车旅途（铁路正在开始衰老）、在大城市的工人贫民区的凄凉礼拜日、在第一次窥视新住宅布满雨痕的窗户时所体验的一切都改造成革命体验，甚至是革命行动。他们把这些东西所掩盖的巨大‘氛围’能量推到爆炸的临界点。”(17)“获得沉醉于革命的能量——这就是超现实主义在其所有作品和活动中反复谈论的纲领。这可以说是它的最具体的任务。”(18)

《超现实主义》的副标题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最新写照》。本雅明把超现实主义运动放在欧洲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的环境中来考察，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向左翼。但是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无可救药地把唯心主义道德与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而超现实主义则是对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思考方式&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