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既被抬高，又被贬低”(31)。

讽喻因素的二元对立导致了形象的破碎化。历史的衰败表现为支离破碎的废墟。废墟里的碎片、遗存正是巴罗克文艺创作的最好材料。“在巴罗克文学中最常见的做法是，没有任何严格的目的而不断地堆积碎片，在对奇迹的不断期待中把重复陈词滥调当作强化的过程。”(32)虚假的整体被打破了，碎片具有了独立性。由此出现本雅明所说的“废墟崇拜”。例如，建筑废墟就体现了自然史的破坏效果。“在衰败中，只有在衰败中，历史事件的过程不断萎缩，最终被吸收进背景中。”巴罗克艺术对废墟的迷恋还表现在对人体的废墟——尸体的迷恋上。“在17世纪的悲剧中，尸体成为最突出的形象道具。”(33)巴罗克悲剧喜爱展示酷刑场面，乃是出于其内在逻辑：“人体也不能免于规定有机体的毁灭的律令，因此真正的意义必须从其碎片中积累。……于是，悲剧中的人物死去，仅仅是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进入讽喻的家园。他们达到自己的终点不是为了永生，而是为了产生尸体。”(34)另外，如前所述，悲剧中没有活生生的丰富人格，讽喻人格化让位于讽喻形象（emblem）。结果，在舞台上，物体压倒了剧情，物重于人，片断高于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