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