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丸′ ! \鰰?占+ *耕?鑫′嶵¨筷,这个意见的框架是：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无条文规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谳。在具体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实，第二考量犯罪动机。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某甲持棍帮助父亲，但不小心将父亲打死。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打死父亲，所以，按“春秋决狱”，某甲无罪。这类动机性考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因此，确有利弊参半的结果，但是，即使现代司法，全重证据，细细考察，也是利弊参半的。人类问题，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辉煌梦想，梦很美，但不具有现实品格。就这个意义说，“春秋决狱”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有“原心”也即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如果动机善，有罪也可减免；如果动机恶，无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赵炅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当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缘由，“情”即天理人情。_0+7·z_w￠..c·o^m/判决结果，要将天理人情考虑进来，这样，就让司法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泾州（今甘肃泾川）安定县，有一个庶民的妻子，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将其断喉杀死。此事成为一个大案。按一般法条，这是“婆婆杀儿媳”，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儿媳”属于儿女一辈，这样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或有“忤逆”情节，故“婆婆”杀儿媳，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法当原情。此必由继嫡之际爱憎殊别，固当以凡人论也。

司法应该考察天理人情。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继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绝然不同的爱憎喜恶所导致。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就当是普通士庶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按法律事实定罪，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婆婆”的身份并不能让她享受豁免权。\w￠z-s`x.s￠._c-o/m!这是从“杀人”的动机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态复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决狱”的“原心”大法。太宗还因此下诏，对《宋刑统》做了补充意见：“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从此以后，凡是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给出的意见是：继母改嫁自由，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要有官方为之检查，封存财务，待幼子长成后，交给他。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看似对继母不公，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则子女不免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继母改嫁，后夫应该能满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处理，也是对丈夫和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宋时，有“场务”，经营各类物资，包括粮食、木材等，也有制造业，造船、造酒等。“场务”属于官办企业，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指标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帛。完成指标之后，还有盈余，这个就叫“羡余”，也称“羡利”。有些比较贪的监官，往往就将这部分盈余收归己有。但难免被人告发。一旦败露，按当时大宋法条，属于“监守自盗”，应&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