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也即主要长官，有“经略使”与“转运使”之不同，这样，诸司就带有了监察方向不必言明的竞争性。因此，四司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监察的功能。

第二，诸路各司，往往与诸路辖境并不重叠吻合。如“帅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小于“路”一级单位，而“宪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大于“路”一级单位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朝廷派出的诸司长官，仅仅带有临时性质，随时可以收回；任命之际，也可以临时划定权力范围，这个权力范围并不作为国家行政单位长期存在。这样，诸司们就不大可能将“生地”做成“熟地”，诸路演绎为“地方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三，虽然全国划分为十几路、二十几路，但地方之具体治理，仍实现州、县二级制。这个意思是说：路一级，只是相当于省级单位，但不是省级单位。四司，也仅仅是临时派出的“省部级”官员，州、县级的地方官员仍然直接对朝廷负责而不是对四司负责，有事时，知州、知县仍有权力直接与朝廷对话。

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官治理天下，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巧妙平衡。大宋三百年，无藩镇之祸，与这种设计关联极大。

真宗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是因为这一“路”太过重要。

河北，史上就存在着东西两路，宋仁宗时将其合并为一路，神宗时，再次划分为东西两路（有人认为神宗时始将河北划为两路，不确）。河北东路，包括了今天河北省的拒马河与天津的海河以南、滹沱河以西大半个河北省，向南，包括了河南濮阳和山东北部地区，东部到渤海。从东到西，从今天的天津塘沽区、河西区，到河北的霸县、雄县、容城、徐水、满城，迤逦近五百里，是为大宋紧邻契丹之边界重镇。这一区域，地势平坦，为华北最大面积之冲积平原，利于骑兵驰突，故契丹入侵，往往选择此“路”，甚至一直驰突到平原的南端，进入山东、河南之北部区域。“澶渊之盟”，契丹的铁骑就一直驰突到河北东路的最南端，濮阳。历史上，太宗、真宗两朝，与契丹的主要战事，也多在此“路”发生。故大宋在河北东路投入了最为重要的地缘防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