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口之战后，景德年初，王显又提出一个迥异于寻常的荐举意见。

他认为以后任命大臣统领军旅，应该选择通晓边事的“近臣”。因为这样的“近臣”位置高、威名著、见识远，容易立功。但“近臣”中往往有因为罪过而遭遇贬黜的人物，这时，应该加以宽贷，不要因为一个罪错而废掉国家人才。如果这样的人再能得到起用，“必得其死力”。王显因此而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使功不如使过。”这个意见在古代曾有案例。春秋时期的秦国就多次起用西乞术、白乙丙等几位败将，最后打败了宿敌晋国。所以王显所言可称有根有据，也应该有效。此外，针对大宋临敌命将，往往随时撤换，不能专任的往事，他提出必须“专任”。这就与大宋朝廷一力防备武将发展为藩镇割据的心结有了冲突。严格说，有千年武将造反的无数案例在，谁也不敢保证给予武将足够权力之后，武将能够高尚到视权力如敝屣，不动心。但大敌当前，如果不能“专任”，则无法提升战斗力，这也是事实。王显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帅“专任”之后，必须从制度上令他“出师应敌”。这一条意见显而易见是针对他曾庇护过的傅潜而言。“出师应敌”，就可以保证主帅不能援引敌国为筹码，再做石敬瑭第二。不能再出现像傅潜那样“拥兵自重”的现象。而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始，往往就是“拥兵自重”。为了保证主帅“出师应敌”，无后顾之后，还必须从制度上（军法上）“约束将校，使相应援”，避免下级将校不听号令，拒绝应援的故实发生——而在过去，这样的故实很多。著名的“君子馆之战”，就因为大将李继隆拒绝“应援”，而导致整个战役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