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