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