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西方呢？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个二的问题？是绝对不能的。~如^蚊^王? ~已?发¨布?最^薪/蟑*洁-因为真正的“三”，由阴阳达到冲气，是最高准则，是必须超过我们俩的。妥协是每个人放弃一点甚至很多东西，妥协不但不能达到“三”，甚至低于“二”，连“二”都不如。没有真正的“二”，就没有“三”。中国就是忽略了“二”的问题。

西方的二元有它的伟大。所谓二是什么，是亚里士多德的主体和客体，包括对物质的分析与征服。更重要的是对主体的肯定，让主体拥有尽情发挥的可能。从希腊、罗马，到黑格尔，到康德。他们不断思考法的问题，怎样保护主体，使主体达到绝对自由。所以才有了法的观念，自由的观念。如伏尔泰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绝对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中国人讲求和谐感应。天人合一好像很伟大，其实不然，人是天地间很独特、有自己的意识欲念、要超越的东西。如尼采说，人是精神的东西，还没有成形。?白`马`书/院? *嶵^鑫·漳~劫!更!欣^快,人不是动物，人不是狗，猴子永远是猴子，猴子其实都有点不安了。孔子把人性已经定好了，定在五伦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大的限制，因为人的意识还在不断地形成，在天地间绝对独特的东西，假如你只是以和谐来定，那人的独特性，他的意识欲念不断探求和超越永远不能得到发挥。

这一点，中国人便没有做到，因为他没有经过二的过程，你在家里有尊长，在社会中有皇权。中国在美学上达到那么大的发挥，可是在人际社会里，二的问题永远没解决，也不能产生真的三。跟大自然，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悟，因为大自然并不限制你。可是在哲学道德学的思考上，没有西方走得远。主体的观念，法的观念，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连接起来的。后来的民主思想便是从这里产生的，对主体的肯定，自由的肯定，法的肯定，几乎是很自然非达到民主不可的。

问：这里形成了一种悖论：由于发明了“三”的思想，一种和谐的、调和的思想，中国文化反而不能面对“二”的问题？

程抱一：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三的伟大的理想，我们也许会沾沾自喜。~墈`书-屋? ?更?芯,嶵·筷+但中国历史是个大的深渊，饱含冤狱、苦刑、党案。中国没有法律史，只有刑法史。屈打成招，灭族，几天灭几百人，当天弃尸。到了“文革”，更是严重。我们应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没有真正研究历史，认真看那些史料。比如唐才子传，很少有文人是长寿或者善终。我们想象中幸福得不得了的人如苏东坡、李白、白居易怎么样？苏东坡流放到海南，最后死在回来的路上。更不要讲别的人。所以我说，对“三”的理想，我们要保留。可是“二”要面对。“二”不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不是一个吞掉另一个。比如和我谈话，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学到什么东西。相反，辩论，对话，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在主体间对话。我们之间所产生的东西永远是高于我们的。真正的“三”，我是绝对肯定，是“二”的提升。在普通情况下，对话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有诚意的时候，绝对是我们包含最好的东西。我有一些东西，暗藏在那儿，如蛹未变成蝴蝶，你也一样，但在对话之后，它们不但发挥出来，而且还会发生质变。一个人身上有着绝对的真，但都是要真与真之间交往、交汇，才能达到提升的地步，创造者也一样。我写小说，贝多芬写音乐，凡高画画，都是在与天地对话。真与美都是在交往的状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只有那个境界我才会心悦诚服，因为是从我这里出发，而又高于我。比如我们对美，每个人说口味不同，其实有一致认为美的东西，如巴赫、贝多芬。真正的美，只有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才能被启示出来。主体之间产生的价值才是直正的价值。

问：我们在西方滞留比较长时间的人，不难有这样的体会：尽管我们对中国在现代的落伍十分感伤，有时因为恨铁不成钢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也多有批判，但是，众多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普遍持有敬佩之情，法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