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个角度，作者以大量的事实、证据，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法国当代知识分子活跃其中的社会、制度网络图。¨比~奇?中!雯*徃￠ ,勉^肺\粤′黩?在这一网络中，不仅包括如全国教师会考等制度化的纵向的升迁途径，也包括多种学术团体、学术杂志、讨论中心等横向的联络渠道，甚至那些名噪一时的各种名人会聚的咖啡馆、酒吧等，都没有逃脱作者的视野。作者自认为是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在描绘这一幅错综交织的社会网络图时，将法国知识分子借以竞争、升迁、操作、影响的社会机制呈现了出来。这正是本书最成功之处，也正是由于此，此书将成为今后法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籍。

至于第二个角度，即知识分子与政治、政权的关系问题，正是近来法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书作者自然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面对东西“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终结，知识分子借以定位的历史参考已渐隐退，现实的路标也已模糊不清，传统上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左倾趋向似已无识别意义。《文人部落》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划定和影响知识分子的两个新因素，一是自由主义的“革新知识分子”与“整合的知识分子”之别，前者往往是执政党的反对派，后者则往往支持执政者；二是意识形态淡出之后，大众传媒似乎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鸿^特¨暁!税*枉· ?勉,费`阅￠黩_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传媒本身并不能填补意义的失落，但却对知识分子的升迁、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的良心到政治参与

从德雷福斯事件一百周年到有关知识分子作用定位的讨论，看来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其实正是知识分子的“介入”才使得这一事件获得了深邃的内涵。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分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主张重新审理德雷福斯和主张维持原判的两派旗帜鲜明。知识界大部分都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力主伸张正义、探究真相、维护公正。通观整个事件经过，知识分子是动员社会力量、站在弱小的一方、维护人权基本原则的主要力量，是批判现存政权的中坚和先导。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单纯的刑事错判案件，发展成为一个声势不凡的维护社会公正、保卫个体权利的社会运动，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灵魂”。同时，也正是借助于这一内涵深邃而又影响广泛的典型事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声誉和职责获得了再一次的彰显和深化。-1?6_x¨i+a′o*s,h?u`o?.*c·o~m￠

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上，德雷福斯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理论界后来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诞生。将这一事件看作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无疑过分夸张了该事件的历史重要性，未免失之偏颇，但却也表明该事件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功用层面上，留下了重要的社会资源。

知识分子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一称谓易使人误以为知识分子可以超脱于社会、超脱于政治。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良心”来反省社会、批判现实、捍卫理想的价值准则，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推动这些价值付诸现实。换言之，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出现，便是相对于现实政治而存在的，他们或者站在社会的一极批判政权，或者站在政权的一极，力图将理想变成行动。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作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

通观法国自18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史，“在野”与“参政”二者间的振摆现象构成一个有周期可循的运动。在野，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政治权力的反对派，是现存秩序的批判者。参政，知识分子则积极推动自己信仰的价值观的实现，他们或者进入代议机构，以议会为舞台影响政治决策，或者直接进入内阁执掌行政权柄。法国18世纪的知识分子属于前者，19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属于后者。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面临的任务是摧毁旧秩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现存政权的维护者眼中是危险的。伏尔泰曾于1717年及1725年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