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国18世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不再允许仅仅对旧制度进行纯思想的讨伐了，行动将起来代替言论，批判的武器应该让位于武器的批判了。·求~书?帮- ~追.最,歆-彰.洁!这一急转直下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促进了思想心态的进一步解放，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革命的历程，赋予革命以十分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特点。

四

启蒙思想家是思想启蒙的先导，是自由精神的热烈追求者。他们的教育唤醒了当时的先进分子，给予旧的文化思想体系以沉重打击。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教会的权威骤然下降，不宽容受到鄙视，人们不再承认教会有以武力强加信仰于人的权力，以拯救灵魂为由的摧残人身的行为被斥为“犯罪”，怀疑在抬头，盲从在退却，理性开始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莫尔内（D. Mor）在其1933年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一书中谈到当时人们对教会的这一心态转变时指出：“1770年左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舆论是一致的。*求?书^帮¨ ·芜￠错^内-容!”

启蒙思想家对于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教会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狄德罗于1771年4月写道：“对迷信的第一次攻击是十分猛烈的。宗教是迄今存在的最为坚固最受尊重的桎梏，无论以什么方式，一旦人们向这一桎梏发起冲击，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将威胁的眼光指向了天上的帝灵，接踵而来的便必然是向地上的王权发起进攻。束缚与压抑人类的绳索由两股组成，一股不断另一股是不会松弛的。”（狄德罗《致达什科夫公主的信》）卢梭、霍尔巴赫走得更远，他们将批评的锋芒直指专制暴君。霍尔巴赫说：“专制权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专制制度绝对得不到他所压制的人民的认可。”（《社会体系》第二部）卢梭甚至直接呼喊暴力：“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_鑫¨完?本/鰰.栈^ ¨免*肺-跃·独\”（《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在现存秩序的维护者眼中，启蒙思想家是危险的。伏尔泰曾于1717年、1726年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遭人痛打、流放，狄德罗因《盲人书简》于1749年被监禁，拉梅特里被流放，爱尔维修被撤职、侮辱，其《精神论》（De l'esprit）被查处，卢梭遭拘提被逼出逃，其《爱弥儿》一书遭焚毁，《百科全书》于1752年由国王御前会议明令查禁。启蒙思想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局势，冷静无畏地与强权抗争。1766年，伏尔泰在给狄德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十分清楚，当野兽吮吸了人血之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十分清楚，他们将混乱归咎于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能够指出他们的愚蠢。我十分清楚他们中间有人会残酷地说，仅仅只焚毁书籍我们是不会取得进展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的确，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神学、启迪人心、呼唤理性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坚持不懈的意志与巧妙斡旋的策略是可歌可颂的。18世纪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在1793—1794年其流放期间对此有过出神入化的描述：“在英国，柯林斯与博林布罗克，在法国，贝尔、丰特内勒、伏尔泰、孟德斯鸠及由这些著名人物形成的学派，利用博学、哲学、理智、生花妙笔等各种手段作为理性的武器，采用多种笔调、多种文章，从最广泛、最渊博的著述一直到小说和浅近的小册子，为真理而战斗。他们揭开遮挡人们视线的薄纱，让人们自己去会心地发现真理；轻轻地灵活地触弄偏见以期给予更为准确的打击；既不同时树敌过多，又不一次性彻底否定一个；有时安慰一下理性的敌人，显示出只要求一半的宗教宽容、一半的政治自由的神情；当攻击宗教的荒谬时，宽慰专制主义，当抨击暴政时又宽慰宗教信仰；在同时攻击这两大灾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