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曾这样描述启蒙所面临的历史现实：到处是“不要思想的呼叫。军官说，‘不要思想，执行吧！’征税者说，‘不要思想，付钱吧！’教士说，‘不要思想，信仰吧！’”（康德《什么是启蒙》）

启蒙思想家是承担了标新立异的时代重任的。他们既承启17世纪英国洛克、牛顿以来的唯物、实证哲学的传统，又扬弃笛卡尔以来的唯心怀疑体系。正如马克思从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著名命题中导出“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是现实的”革命命题一样，启蒙思想家从笛卡尔以思证存在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命题中引申出“存在就应是思想的”理性命题，使其成为批判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18世纪没有出划时代的哲学家（生活于18世纪后半的康德是一个例外，在思想史上，康德更属于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不是学问渊深的学究，他们大多不懂古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因之而无法成为《圣经》考注专家。同17世纪的英国不同，18世纪的法国的上层沙龙社会要求的不是博学，而是理智、精神。

18世纪哲人的任务不是建构系统，而是唤起大众对科学、理性的信心，用理性的尺度对世界、对社会重新审视、重新估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反杜林论》）。他们要求把过去的一切都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建立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卡西尔对启蒙的18世纪作了这样的描述：“‘理性’，是这个世纪传播的中心和机会的交点，它表达了该世纪所有的欲望，各色的努力，一切的意愿和全部的创造。”（《启蒙哲学》）当代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法国革命史权威索布尔（Albert Soboul）对18世纪作了最高的评价：“如果丈量世纪的尺度是思想的自由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的话，18世纪便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文明与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