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魔化”，存在即意义

为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做注脚的，是西方世界精神生活的空前空虚。^0-0^小!税+罔* ¨无?错,内/容!社会上各种邪教盛行，宗教活动日益高涨，宗教激进主义威胁日增，年轻人吸毒，中老年人酗酒等现象也是愈演愈烈，民族主义思潮高扬，种族歧视不断抬头。面对这些危机，政治家一筹莫展，学术界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理论。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命题后，欧洲也有学者大谈宗教的回归，甚至有人将宗教激进主义的泛滥、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抬头和邪教的兴盛等现象，归纳为世界的“新魔化”（réenchantement），即再次向宗教魔咒回归。这些论述自然都是对“意义丧失”后世界走向的一种臆测与窥探，都并不能解决意义本身的问题。学术界的问题是，在解构主义之后，还能有什么主义？

前述莫兰教授认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走向虚无主义，尼采的精神并非虚无而是以虚无作为思想的起点。宇宙本身是没有基础的，是来自于虚无。同样地，伦理也仅仅是以自身作为基础的。·w-e.n·x~u\e!t¨x?t-.*c`o\m.另外不确定也不是绝对的，不确定中有确定，因而就有了思想和行动的支点。同时不确定性虽然否定了人给历史规定的结局，人无法朝着预定的结局奋斗，但却可以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景。用莫兰的话说是“最后的斗争”变成了“创造的斗争”。

莫兰的论说将关闭的门又打开了，但似乎并没有完全回答“意义”的问题。以研究纳粹神话而闻名的著名哲学家南西（Jean-Luc Nancy）在其与德里达共同主编的“哲学丛书”中于1993年推出题为《世界之意义》（Le Sens du monde）一书，试图回答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经过20世纪斯大林主义以及纳粹的兴衰，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既无上帝又无理性的境况，需要重新创造理性，创造意义，甚或意义之意义。他说，任务是思考意义，但不灌输意义，既不预知它的实现，也不将它推向无限。不是给存在赋予意义，而是使存在成为意义，一句话，存在即意义。

启蒙的迷失与新型知识分子

意义的真空与历史的巨变，对历来被冠以“社会的良心”、“精神的指引”的知识界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方面的讨论尤其热烈，也表明知识界对挑战的积极回应。?w_a~n,b!e?n`g_o^.?c/o~m*笔者曾在《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一文中（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对知识分子目前功能的转换问题作过一些介绍，目前看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德布雷曾提到知识分子今天的首要作用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释世界的提法仍然成立，但呼吁知识分子承担其历史责任，干预社会的声音日益增多。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晚年一直在奔走呼号，呼吁知识分子勇于面对时代变化，要求知识界不要放弃干预世事的传统。1993年他在对《世界报》的一篇谈话中表示，在目前这个阶段，19世纪的乌托邦的负面效应都显现殆尽，重建现实主义的理想境界，并以此来动员人们又不至于使他们重归神话迷思，已是当务之急。实际上布尔迪厄从1993年11月底同利奥塔德（Jean-Fran?ois Lyotard）等一起发起国际作家议会到推出他对法国当代社会深层调查的《人间疾苦》，都是他身体力行干预社会的具体表现。

干预社会而不仅仅是参与政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这是目前法国有人称之为“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时代给知识分子提出的最大挑战似乎并非要改变干预社会的方式，从以政治为轴心的传统模式中跳出来固然重要，但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武器。如果说自启蒙哲学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之关键乃是“启蒙”，给世界赋予意义，给历史赋予方向，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则使这一职能不再成立，知识人不仅不再能给世界以意义，而且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产品”可以“推销”给社会？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