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说传承的角度看，布尔迪厄之后社会学界的新进展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布尔迪厄之后的法国社会学仍然充满生机，充满创造力；二是布尔迪厄作为一代社会学大师，他是一道界碑。!q\d?h~b_s￠.!c?o,m\后来者可以超越他，但却不能绕过他。

福科之后干预型“专才”知识分子典范

除了学界较为系统的对布尔迪厄理论的继承和突破之外，法国大众传媒对布尔迪厄理论质疑较多的无疑是对其场域论中所隐含的某种“社会条件决定论”的质疑。布尔迪厄的分析模式毫无疑问揭示了现代社会分层的一些内在机制，使得人们将集体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东西升华到意识层面。但是，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等于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最新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法国由于文化资本分布的不均所形成的社会格局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既然场域、惯性轨迹、符号暴力等将社会行动者限定于一定的社会场域，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环境呢？布尔迪厄似乎企图以一个新概念“实践感”［sens pratique］解决这一问题。*5*k?a_n+s¨h￠u~.^c?o^m~他认为，一个个体在其习惯的环境中是其潜意识的惯性轨迹指导他的行动，当他换了一个场域之后，其潜意识开始转变为意识。按照不同的场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便是个体走出场域控制的起点。

也许，布尔迪厄本人晚年日益积极地卷入社会运动，也是希望用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来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布尔迪厄晚年的社会干预也是对人们批评他的学说有决定论倾向的一种回答。

有人将法国干预型知识分子分为萨特模式和福柯模式，萨特模式是一种全面干预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带有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追求，而且兼有意识形态使命认同。福柯模式是萨特之后，经过20世纪主义浪潮涤荡，知识分子重新反思后的新的干预模式。福柯曾有“专才”知识分子之谓，以区别于萨特“通才式”的知识分子。

以上述两种模式来观照布尔迪厄，那么布尔迪厄显然是福柯之后法国又一位干预型“专才”知识分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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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2年第2辑。^丸^ ~ `鰰\戦, _已?发+布!蕞?新?蟑`结\

跨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1)

列维—斯特劳斯跨过一百周岁的门槛，终于撒手人寰。他的生命是跨世纪的，正如他的学问和思考也是跨世纪的。

列维—斯特劳斯是本世纪法国思想巨匠，也有评论指他是当今法国最后一位思想巨人，他的确当之无愧。他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和思考，从整体上改写了法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的走向。他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人类学领域，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至整个人文学科都有着重要影响。他同时也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他是一位学问家，著述也均集中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他的各种学术专著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大学的讲堂上被一再引述。尤其是在中国，他的博士论文《亲属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 élémentaire de la parenté）、结构主义的奠基作《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等也为学界知晓。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真正引起轰动的并非这些研究专著，而是1955年出版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这是一本典型的人类学家的著述，集游记、考察、阐释和反思于一体，使读者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体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笔是如此优美，众多的法国人正是因此而对此书爱不释手。

列维—斯特劳斯属于法国所有的那种集思想、学术、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