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治·杜梅吉尔（Gees Dumézil，1898—1986）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幻~想′姬? ^首\发.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宽广是令人惊异的。杜氏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等于一身，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一生治学勤奋，著述宏丰。他懂三十多种语言，各种著述（不包括单篇论文）近六十种。然而使杜梅吉尔饮誉学术界的并不在于其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通过对印欧语系各国神话、史诗、宗教的研究而创立的印欧古代文明三元结构说。

1937—1938年之交，在大量占有材料、对古代印欧神话与史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杜梅吉尔发现古罗马祭司（flamen）与印度僧侣婆罗门（Brahman）二词之间不仅在发音与字形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字源上也有惊人的共通之点。古印度社会的三大种姓之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实际上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的三大分工，它们各自执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婆罗门是社会的统治力量——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刹帝利为贵族武士阶层，担任着防卫的职能；吠舍是社会的生产力量以维系社会的繁衍。!歆.完\ ¨ +鰰¨戦! ￠追,最~鑫.彰-結\语言产生于社会实践也反映社会现实，如果印欧各国在语言上同根的话，那么在社会结构或由社会结构产生的社会意识上古代印欧各民族有否共同点呢？杜梅吉尔将这个三元结构模式带入他的研究领域，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神话、史诗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三元结构。如古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主神）、玛尔斯（战神）、吉里留斯（农神），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达磨（Dharma，主神）、因陀罗（Indra，战神）、拿撒伽（Nasatga，农神），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奥坦（Odin，主神）、托尔（Thorr，战神）、弗利耶（Freyr，主司民事）。同样的结构在凯尔特、日耳曼、爱尔兰及伊朗神话及史诗中都有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不仅仅为解开古神话之谜、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得长期以来被认为纷纭杂乱、无章可循的古代神话变得清晰、经脉分明，也不仅仅是从另一侧面证明如今广布于从南亚以西经伊朗、土耳其到西欧、北欧这一长条形的广大地带的各个印欧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受此文明的影响），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三元结构的发现说明：人类在其幼年时期所创造的神话、史诗等虽然是粗糙、素朴的，却决不是一堆杂乱材料的任意堆砌或一些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体系，产生于某种共同意识的完整系统。′0?0¨暁`税`网^ -已?发-布?蕞_鑫+蟑+劫\“杜梅吉尔发现了一座人类精神结构的丰碑。”（列维—斯特劳斯语）。正因为这一发现在神话学领域的划时代意义，一些美国学者将自杜梅吉尔以降的比较神话学称为“新比较神话学”。

二

三元结构说的创立，并非仅仅归功于杜梅吉尔个人的超人的记忆及非凡的才能，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文化沃土中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的学者在这片土壤上留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社会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解放、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繁荣。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这样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各门具体学科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兴学科如人种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开始初露端倪。比较神话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印欧文明的起源问题是萦绕西方学者的一个古老的梦。印度、西欧这些如今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是否曾有过共同的祖先？在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印欧语言之先是否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为了探寻答案，学者们作过不懈的努力。然而将此专门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仅仅是19世纪初叶的事情。从1833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综合比较语法（梵文、波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及德语）》（Comparative Grammar）第一卷问世，现代语言学与古印欧文明研究同时发轫，到库恩（Adalbert Kuhn）、米勒（Müller, Friedrich Max）正式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