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继续在本雅明的作品的许多方面体现出来，而且导致了他与阿多诺在编辑他为《社会研究杂志》撰写的几篇论文时长久的争执。阿多诺不赞成布莱希特的“粗陋的思想”，尤其是后者有时对苏联制度的热情辩护。但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与本雅明接触过的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恰恰是布莱希特对革命斗争的非黑格尔式理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吸引了本雅明。他从未完全习惯那些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满口熟练的辩证法术语，而是赞扬布莱希特有大胆地使用平实的日常语言和民间谚语来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听众的才能。布莱希特对待民间文化和机械复制象形艺术（如电影及其他技术翻新的大众传媒）的乐观主义态度也影响了本雅明。这种态度明显地不同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机械艺术的根本怀疑。法兰克福学派的普遍观点是，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反文化，因此对于具有真正美学意识的批判否定和超越的辩证力量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因此，无怪乎布莱希特把戏剧语言、电影、剪报、街头歌曲和政治口号等混在一起的做法会遭到白眼！

本雅明本人在布莱希特的平民主义和研究所的精英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这在他1936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篇论文的结论引起阿多诺和本雅明之间的争执。本雅明认为：“法西斯主义把政治变成美学，共产主义则用政治化的艺术进行反击。”阿多诺反对他的暗示，即可以完全从技术和机械生产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艺术，艺术一旦被正确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所支配，也能变成政治上进步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