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充溢思想的句子背后似乎有一种生怕永远被迫停顿下来的恐惧，正如一幅巴罗克绘画的表面挤满了运动的线条。/w?o!s!h!u·c*h_e?n~g,.·c!o*m¨在给阿多诺的一封信中，本雅明描述了第一次读阿拉贡的《巴黎的乡下人》时的狂喜心情——正是这本书激发了写《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的灵感。他说：“晚上，我躺在床上读这部小说，每一次读不了两三页，因为我的心跳极其剧烈，只得把书放下。这是一个警告！”心力衰竭是本雅明的激情与精力的一个隐喻式极限。（他确实患有心脏病。）他把心脏的强健看做作家取得成就的保障隐喻。在赞颂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写道：“如果风格是指使作家在语言思维的长度和广度里自由驰骋而不流于平淡无奇的能力，那么它主要得之于伟大思想的心脏力量，是它通过句子的毛细管把语言的血液输送到最遥远的肢体。”思考和写作最终是一个精力问题。性格忧郁者由于感到缺乏意志力，常常觉得必须集聚起全部毁灭性能量。

“真理拒绝把自己纳入知识的领域”，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x/l.l¨w.x^.+c~o+m.他的紧凑文风显示了这种抗拒，没有留下抨击谎言散布者的余地。本雅明认为，争论会失去真正哲理风格的尊严，因此他追求一种他所说的“集中而充分的正面论述”。他曾在论歌德的《亲和力》的文章中对评论家和歌德传记作者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进行了激烈的辩驳。这在他的主要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但是，他仍然意识到争辩的道德力量，因而很欣赏在维也纳孤军奋战的卡尔·克劳斯。有意思的是，克劳斯行动敏捷，昂首阔步，喜爱格言，善于雄辩，与本雅明大相径庭。

本雅明的那篇论克劳斯的文章是对这位思想精英的生涯最富于激情的，也是最偏执的辩护。阿多诺曾经指出：“他（本雅明）一生总是被不公正地指责为‘过于聪明’。”针对这种庸俗的诽谤，本雅明颇具勇气地将文人的“不近人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确立新的标准，主张文人的“不近人情”可以被正当地或合乎道德地使用。+0`0·小,说′徃+ *埂+歆_最.哙\他说：“文人的生活是一种纯粹由精神庇护的存在，正如妓女的生活纯粹是由性庇护的存在。”这不仅是对妓女的一种赞许（克劳斯也认为，单纯的性欲是最纯粹的性状态），而且也是对文人生活的颂扬。为此，本雅明举出了一个虚拟的克劳斯形象的例子：由于“纯粹精神的坦率而疯狂的作用，（他）成为一个和平的扰乱者”。现代作家的道德责任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是成为一个破坏者，去破坏浅薄的内省，破坏普遍人性、浅薄的创造和空洞词句。

本雅明在讽喻式的短文《破坏型性格》中，以克劳斯的形象为模特儿，更精细而大胆地把作家描绘成鞭笞者和破坏者。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这个写作日期颇有提示意味。据朔勒姆说，本雅明多次思考自杀的最早一次就是在1931年夏天。（第二次是在第二年，当时他写了《阿格西劳斯·桑坦德》。）本雅明把“破坏型性格”称作阿波罗式的鞭笞者，他“总是愉快地工作……所需甚少……不在乎是否被人理解……年轻而快乐……不是感到生命值得留恋，而是觉得自杀不值得引起麻烦”。就像念一种符咒，本雅明在试图把自己土星性格中的毁灭性因素排除出去，从而不至于自我毁灭。

本雅明不仅关注他本人的破坏性。他认为，现代有一种独特的自杀诱惑。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他写道：“现代性对个人的自然创作冲动的压抑远比个人的力量强大。如果一个人越来越感到疲惫而以死亡作为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自杀应该成为现代性的符号，这种行动带有英雄意志的印记。……这就是现代性在激情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这样，自杀就被理解为英雄意志对意志失败的回答。本雅明暗示，避免自杀的唯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