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还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但甚至在流亡巴黎时，他确实宣称：“在我的研究多少得出明确的结论以后，（我会）在10月或11月去巴勒斯坦。”（《书信集》第2卷，655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书信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仿佛他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实际上这可能应归因于他的深刻洞察，即他认为，所有这些出路不仅在客观上是虚假的、不切合实际的，而且可能使他个人获得一种虚假的拯救，不论这种拯救贴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他觉得，他会丧失从他自己的阵地——“正在破裂的桅杆顶端”——得到肯定认识的机会，相反他即使“在一生中是个死者，但却是（废墟中间）真正的幸存者”。他安心于符合实际的悲惨条件。他希望留下来，为的是使他的著述“变质”，“就像加入甲醇的饮料……使之不适合（当时人的）消费”，而为一个未知的未来而更可靠地保存起来。

犹太人问题在当时那代人是不可解决的，这绝不仅仅由于他们用德语说话和写作，也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生产工厂”设在欧洲——以本雅明为例，设在柏林西区或巴黎。他对此“不抱任何哪怕最微小的幻想”（《书信集》第2卷，531页）。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人不想“回归”犹太人行列或犹太教，也不可能这样想。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进步”，相信反犹主义会自动消失，也不是因为他们被过分“同化”了，过于脱离他们的犹太文化遗产，而是因为他们对一切传统和文化以及一切“归属”都产生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犹太复国主义者所鼓吹的“回归”犹太怀抱是有问题的；他们都会像卡夫卡在谈到作为犹太民族一个成员时那样说：“……我的民族，假如我有一个民族的话。”(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