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姿态。

诚然，今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有些困难，特别容易把它们简单地误解为对反犹主义环境的反应以及一种自我痛恨的表现。但是最容易发生误解的是在考察具有与卡夫卡、克劳斯和本雅明相同的人格地位和思想水准的人的时候。应该说，致使他们提出尖锐批评的，绝不是反犹主义，而是犹太中产阶级对反犹主义的反应。那种反应是知识分子绝不能认同的。这里所说的不是犹太人公务员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知识分子与他们很少接触，而是指那种犹太资产阶级以各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否认反犹主义的广泛存在、躲避现实、自我封闭的态度。在卡夫卡等人看来，这种自我封闭包括往往敌视和总是傲慢地脱离犹太民众，即所谓的“东方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犹太资产阶级谴责后者导致了反犹主义。造成这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感的丧失。这些阶级的财富促成了这种因素。卡夫卡写道：“在穷人那里，可以说，这个繁忙的世界不可阻挡地挤进小屋……不允许一个精心布置的居室里产生发霉、腐烂和小孩的尿臊气味。”(18)他们与犹太人社会作斗争，是因为不能让他们没有幻想地生活在一个随便的世界里。而这就为例如1922年暗杀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译注：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的事件做了准备：在卡夫卡看来，“如果说他们会让他像原来那样长久地活下去，那是不可思议的”(19)。最终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尖锐的是，它不仅仅，甚至不是主要地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决裂——因为可以用离家出走来回避决裂。只是对很少的德国犹太人作家，这个问题才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家的周围是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人。这些作家今天之所以脱颖而出、清晰可辨，是因为后人提出了“谁入名人录”的问题。（本雅明写道：“他们的政治功能不是建立政党而是建立小集团，他们的文学功能不是产生流派而是制造时尚，他们的经济功能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安排生产者而是安排代理人。代理人或钻营者知道如何把他们的贫困当做财富一样来使用。他们会用他们的无聊空虚来制造喧哗。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中没有比这更能使人感到舒服的了。”(20)）卡夫卡在上面提到的信中用“言语的不可能”来说明这种状态，并且补充说，这种不可能“也可以被称作别的什么”，他针对的是一个“语言学上的中产阶级”，它介于无产阶级方言和上流社会大白话二者之间。它“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堆灰烬，由于急切的犹太人之手把它们彻底地搜索了一番，使之具有了一种生活外表”。几乎无须补充一句：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中产阶级”。按照卡夫卡的说法，他们构成了“德国犹太文字的地狱”。其中卡尔·克劳斯就像是“大工头和总监工”颐指气使，但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属于这个地狱中受罚者之列”(21)。如果读了本雅明的一篇文章中有关布莱希特对克劳斯的评价，那么就会明白完全可以从另一种非犹太人的角度看这些事情。布莱希特说：“当这个时代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时，他就是这只手。”（《选集》第2卷，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