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质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都是错误的。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绝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适度。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好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

“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在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民主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 ’。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唯一要操心的事——孩子怎么办，怎么保证她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