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亦上书反对皇帝一年数赦：“臣闻古人有言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x.i~a\o′s?h`u′o\z/h~a+i+.￠c￠o,m^此言赦之惠奸而无益于治道，不可数者也。……京师及畿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好人良善也，数赦尚犹喑哑；蚩蚩愚民，其不狃而为奸且盗者，无几矣！”

数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另一位知谏院司马光也给皇帝上书：“臣窃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无辜则赦，有罪则诛，使久系之人，一朝而决，故能消释沴气，迎致太和。非谓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也。”

◎ 南宋《孝经图》局部

这几位名臣上书抗议皇帝降赦的故事，都发生在宋仁宗朝。因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担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宁纵毋枉，降赦比较频仍。他在位四十余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为二十二次。怪不得要引来司马光等大臣的不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对过赦降，当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比~奇·中+蚊~徃~ ~首_发/在此之前，神宗已经一年之内颁过两回赦书。这一回王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诉皇帝：“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在王安石的阻挡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诏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迈也认为“多赦长恶”：“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好长恶，何补于治哉？”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婺州富人卢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户家收租，被佃户一家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杀人的凶犯当然被判了死刑，却遇上“赦恩获免”，获释之后，竟然“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杀人凶手这么嚣张，真是对赦免制度的一大讽刺。

不过，请注意，宋朝士大夫并不是反对赦免制度本身，而是抗议君主不加节制地颁发赦免令，以及抗议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大赦天下。-求\书+帮! ?已^发_布¨最+芯?彰¨結*

赦免制度可“济法治之穷”

实际上，尽管宋朝皇帝的降赦行为备受争议，但终宋一代，没有一个君主会考虑废除了赦免制。即便在今天的西方，所有的文明国家也都保留了大赦与特赦制度，将赦免权视为是国家元首或最高立法机关的当然特权。显然，赦免制度虽是“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却有不可不用的正面意义。

赦免制度首先是仁政的体现，这个“仁政”也可以换成现代的概念：“人道主义”。挪威汉学家白肯干脆将传统中国的赦免制度称为“法律中的仁慈制度”，并指出“这种非同凡响的仁慈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而宋代赦免制度之所以高度活跃，又跟宋王朝的立国精神息息相关。《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如苛严刻薄的秦始皇“事皆决于法”，对于恩赦极不以为然，“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宽仁的宋代君王则倾向于“钦恤庶狱，务在于宽”。在这种治国理念下，赦降便会成为君主的优先选项与习惯性选择。

其次，赦免制度可以发挥“济法治之穷”的功效。宋王朝其实是一个讲求法治的朝代，宋人自己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看起来似乎跟秦王朝的“事皆决于法”高度相似。但宋人又明白，“一听于法”尽管是很经济的治理方式，但再完备的立法，再严谨的司法，都可能存在漏洞，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超然于法外的赦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