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而对“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海上贸易则毫无兴趣。他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港口开放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外国非入贡不准互市，原先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

北宋纸币——交子

宋朝的重商与洪武型体制的轻商，自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后果。首先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宋代的工商税与征榷收入比重超过70%，而明中叶，田赋占全部赋税的75%。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影响，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市场工具的创新上。比如出于激励开矿、使更多的矿场得到开发的考虑，宋朝会为采矿的商人提供贷款，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官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后来宋官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官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官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这样的商业制度，在当时无疑非常先进。

其实也不必惊讶。在国家重商政策激发的商业化进程中，自然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市场工具与商业制度，信用货币、有价证券、远期合同、信用结算、金融组织、广告商标、信托投资、交易中介、物价反馈等市场机制全都在宋代产生，岂是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