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晚清在洋务运动后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才下降至48%，关税、盐课与厘金的收入总算占了52%。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

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北宋后期，宋王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3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晚年，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北宋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5%，南宋时期的外贸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9.8%（参见熊燕军论文《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1%，南宋时达到22.4%，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宋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统计，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与清代的“乾隆盛世”。这是纵向的比较。来看横向的比较，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换言之，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优于中国其他王朝，而且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