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而言，在有道邦国，要有批评的勇气也即“危言”，要有正直的行为，也即“危行”；在无道邦国，要有正直的行为，但言语要小心谨慎，也即“言孙”。孔夫子甚至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就藏身退隐。钱若水认为他所在的大宋邦国是有道邦国，故可以“危言”而且“危行”。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对他的“危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正做着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被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改为文职官员。虽然文职很荣耀，但实际的军政权力没有了。这事也许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依钱若水的敏感，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言的给事中被罢官，太宗对赵镕等人说：“看到刘昌言了吗？”赵镕回答：“经常能看到他。”太宗问：“他涕泣了吗？”赵镕答：“跟我们说话时，常常流泪涕泣。”太宗说：“一般都这样——当被晋用的时候，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一旦被贬，又涕泣哀叹。”钱若水在旁，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就说：“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刘昌言其实没有涕泣，这是赵镕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