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咸·鱼/墈*书,王· `毋?错\内￠容\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x,i·n~w,a+n+b·e+n!.^o~r·g?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_d.i.n/g.d`i-a_n/s￠h!u.k¨u\.?c.o/m?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