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才有可能是“合理”的。

事实上，契丹在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晚期，已经开始注意到刑法的公正。有意味的是耶律阿保机治理草原帝国也采用了两套刑法制度，对契丹人，由大臣开始制定符合草原习惯的律法；而对待汉人，则采用中原已经有的律令来断刑。更不简单的是，太祖耶律阿保机“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设置了“钟院”这种类似大宋“检院”的司法机构，专门处理民间上访的冤案。

契丹第四任君主耶律璟，是非常昏暴的一位皇上，但他在位时，也有一项德政。当时契丹君主出行，往往要划出车驾所在区域，远远地在四周设立标杆，以示禁区。但往往有贪鄙心盛的官员，故意将标杆设置很低，那时草原水草茂盛，标杆埋在水草之下，牧民看不到，就会越界。这时，设置标杆的官员偷觑发现，就会忽然出现，借此勒索钱财。耶律璟知道此事后，下令：再有此类事，设置标杆的官员一律处死。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预表了草原帝国法律的公正诉求。在几乎近于野蛮传统的契丹，对公正，有感觉。

但耶律璟的残暴也是很有名的，那是不懂“节制”与“当位”，也即不懂君主制“礼”的君王常有的“任性”。更昏聩的是，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钟院”，也被耶律璟废除了。这样，就导致冤民无处上访。契丹国内，戾气深重。

到了第五任君主也即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时代，重新恢复了“钟院”上访制度，为冤民的申屈做了法律保障。契丹的法律从此有了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