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规则”。而规则的衰退或破毁，则危及社会的存亡。

假如“三纲”中的主要责任方不再承担责任，即意味着规则的衰退或破毁。但幸运的是，即使在百年激进思潮不断诋毁“三纲”的运行中，“三纲”还是静静地伫立，如砥石般不动，任凭流水冲过。美国总统、中国领袖，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臣僚、中国高官负有主要责任；美国父亲、中国父亲，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儿女、中国儿女负有主要责任；美国丈夫、中国丈夫，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妻子、中国妻子负有主要责任。而那些不愿意承当责任的总统、父亲、丈夫，则进入了“败德者”行列，俗称“人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纲”所揭示的乃是人类最正常的经验形态，万古不易。

但为何如此显而易见的经验形态，却遭遇百年激进思潮贬抑呢？这是试图全面否定“封建社会”（事实上，连这个“封建社会”描述也不准确：秦以后，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而推演的一场思想混乱。

谢德权改造京城

暂且打住这个话题，且说大宋真宗皇帝。

真宗在契丹、西夏两面侵扰中，似有足够自信，认为不必依靠民间力量，不必动员全民尚勇，不必鼓励官员讲武，就依靠国家税收武装起来的边境屯戍部队和中央禁军，足可以抵御外族侵扰。终大宋南北两朝，除了必要的“武举”考试，一般不从制度上鼓励“武风”——当然，也不取缔“武风”。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民间好武，朝廷不干涉，但无论武功怎样高强，朝廷也不表彰。不但不鼓励武风，还奖励隐士，更倡导修习儒家经学，明了“三纲五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