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威虏军，就要粮草转运，动用的人力物力令朝廷心疼。虽然以逸待劳，未免空耗粮饷，九月初，宋师只留下了三万五千骑兵，其余步兵主力开始后撤，回到镇州、定州屯驻。

宋师主力刚刚撤走，契丹就到了。

于是有长城口之战。

张斌主动反攻契丹，获胜，但后来又主动退守威虏军。

契丹又有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动。

契丹不动，宋师也不动。

显然，契丹在袭用过去耶律休哥的战术，他们试图用边境骚扰的方式，调动大宋主力，来回布防、撤防，试图要宋师疲于奔命，而后寻求南下战机。但宋师并不上当。边境无事时，前线将士一律在要塞屯驻，以逸待劳；有事时，则由边境守军抵挡，随后按照预定方案，由后续部队做出快速增援反应。心理上有预案，一切不慌。

此外，宋廷也意识到，契丹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大宋的“内患”。

契丹一直在期待真宗践祚后，国内有变。而刘旴、王均、王长寿等人的变乱就是借着契丹的威胁而生事，试图在“国难”中以求一逞。早在太宗朝就任枢密使也即国防大臣的王显看到了内乱与外侮的关系，曾对太宗主张：国家对付内部变乱，要“密谋兴举”，不能让契丹知道本朝军事行动，否则，“则长外寇之奸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