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河北前线，大宋、契丹两地，生活着一群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史称“两属户”，既属于大宋，又属于契丹。.d~i\n·g^d?i_a*n/k′a.n.s¨h!u~.~c+o*m¨这种“两属户”在雄州一带最为典型。雄州与契丹的分界线是拒马河，隔河与契丹的涿州相邻，中间还有一条河流名叫易水。但在易水之北、拒马河之南，宽约四十里的地带，就是“两属地”。“两属地”内有少部分“全属南”的宋户，但大部分都是“两属户”。为了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不利结果，自从太宗端拱年间以来，“两属地”的居民，就得到宋朝的宽赋待遇，而契丹也待“两属户”很优厚。

现在真宗朝向“两属地”及“两属地”附近州郡赈灾，意味深长。

真宗不是平庸的政治家。“澶渊之盟”后，有些大臣就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从此高枕无忧。*a\i′t^i~n/g+x^i^a`o^s·h￠u~o^.^c\o!m*更有大臣打着“民生”的旗号，认为“养马”已经多余，属于“不急之务”，可以从此罢免“国马”的喂养，以此节省民力。真宗的回复是：“国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总领，不可避也。”

地方治理

中国地大，顾炎武曾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讨论各地异同及治理之法。这个思路从周王朝兴“封建制”，派遣诸侯治理各地已经有过总体考虑。汉唐以来，都知道一个理：郡县治，天下治。地方治理，事实上是帝国治理的主体和主题。大宋帝国在任用长吏治理地方时，总是慎之又慎。

景德四年（1007）时，两浙路杭州需要一个官员管理。真宗开始与宰辅们讨论合适人选。

冯拯认为：“余杭之地比诸道容易治理，因此选人不难。”

真宗不同意，他说：“地方方面的委托大臣，就是古代的诸侯。平常没有事，比较容易治理。余杭之地，古属吴越，民风轻巧，如果备预不到，哪里会容易治理呢？广西宜州只因为有官员虐待下人，就有了聚众为寇、延及他境的祸乱。-6_吆~看?书?枉/ ~追`醉~新_章`节?如果地方长吏得人，哪里会有这种事！”

于是真宗阅览“班籍”，也即官员花名册，指着孙仅、王济两个人，问王旦：“二人孰优？”

王旦说：“王济有吏干之才，可以充任这个人选。”

于是真宗要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行前，真宗召见，当面给予宽慰晓谕，说到了朝廷的期待。

吴越之地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崇尚华靡之风。而真宗有一个不变的理念：“国家所谨，俭约为先。节用爱人，民俗自化。”王济与真宗理念一致，到任后，有了化民成俗的志向。他在施行犒赏时，弃玉器细瓷之类不用，特意使用瓦缶木勺为器具。当地吏民有嫌贫爱富者，对此往往背后窃笑，但王济不变，“镇之以朴”，虽然并不能完全更化习俗，但以简朴之风影响了地方是实。

一场大雪

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辛巳日，真宗对宰辅王旦等人说：“昨晚降雪忽然中止，朕心忧这场雪下得还不够足，夜半让人就宫廷中观察，说又降大雪，雪势甚密。今晨来看，雪深果然已经一尺。看来明年的麦苗，应该有丰收的希望。朕常常惦念农耕的艰难，曾经对儒臣邢昺说：‘耕田的农人总是遭遇很多灾害。’邢昺说：‘农民的灾害大约有四类，一是人病，二是天旱，三是水涝，四是牛疫。四害之中，旱灾为重。因为田间如果无沟渠，沟渠如果无水，庄稼几乎没有办法去救，几乎要全部损失。古人言天灾流行，国家历朝历代都会有。’邢昺长久在乡间，尤其熟悉农事